通过对事实知识的充分掌握，行为者能够获得不偏不倚的普遍（universal）原则，而且能够依据这种普遍的原则综合考虑并比较直觉层面上的各种一般道德原则所具有的功利大小，进而选择可接受功利最大化的原则。
[6]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独立可谓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二是司法能力的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案程序的规范化操作，导致法院在立案过程中，存在拖拉、推诿和服务效果不够等客观情况。
任何一种体制改革都体现了设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20]前引[19]，棚濑孝雄书，第7页。[8]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裁判结论确定是司法公正在结果上的追求，表现为裁判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判结果得到及时执行等。遵循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相结合的原则，审判方法既是法律思维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也是法律思维主导下的其他思维的综合运用。
实现环境审判中的司法公正，要求法官转变传统司法理念，重视利益衡平方法的使用，这是实现环境司法公正的工具和有效手段，即在遵循基本的法适用规则下，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可能涉及的第三人合法权益进行合理的利益平衡，实现个案矫正正义。但是司法能动又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干涉法治的进程，影响司法活动的本质，必须遵循司法基本规律，恪守司法原则底线。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革命党，都将宪法视为宣传和斗争的法宝，宪法条款尤其是其中的人权条款都遵循着人无我有，人有我全这一斗争策略的需要而制定。
其实，人类所追求的永恒的内容才是宪法应该规定的，而政策性的内容应及时退出宪法。[19]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检察机关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5]但是，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由于自20世纪以来，民主宪政作为普适价值几乎无人否认。
[18]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检察机关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47] 周永坤：《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页。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正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虽然人民享有诸多权利与自由，但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23]，人民从未享有真正的权利与自由，它们只是用来装点独裁统治的外衣。如果说，在解放前甚至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共在不能有效管理全国，不得不采取诸多权宜之策，那么，在其后的历部宪法的制定与修改更加印证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作法。[30]于是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都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的自由。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
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执行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亦不得拒绝。[33] 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执行机关提审。[49]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因此，人权立宪的政策性倾向也一度成为中国人权发展史上永恒的旋律。见《中华民国宪法》（1923）第6条第2款。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积蓄力量，调动抗日积极性，成为边区民主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由于策的短视性和易变性的弊端，政策应尽量远离立法，尤其应远离宪法。
总之，宪法中本应看作是原则性的人权条款始终是最高政策的宣示而没有实效，还未建立起相应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人权保障仅仅停留于文本之上，至今还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29]为此，必须保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战的自由，必须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方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权。此时，而且全国正处于恢复重建时期，同资本家斗争的罢工权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宪法的政治宣示功能，却在中国大地上被无限挖掘、拓展，是宪法承受了诸多本不应承受的使命。[4]但是，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以法律之所规定。
只有那些具有永恒性的、普世性的所谓政策（诸如人权保障、尊重人的尊严等），才能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出现在宪法文本中。[21]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981年版，第160页。
1931年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斗争策略是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富农。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
【摘要】直面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由于建国初期，政权还不稳定，《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59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58年1月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户籍政策的实施使居住、迁徙自由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中消失。也正因如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在面临着覆亡的紧急关头，匆忙抛出《重大信条十九条》力图保住皇位，对人权问题自然只字不提。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
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8条。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策却是以短视、易变而著称，两者不能混同。
首先，日常琐碎的政策通过行政执法活动而进行贯彻。《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公布。
因为，执法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执行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因而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执法部门可将政策细化在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上，籍此通过执法而将政策贯彻、实施。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记不得了。
在整个中国宪政发展史上，我国立宪及人权立宪总体上呈现出鲜明政策性倾向。[40]而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大多数人。毛泽东对宪法的一个经典解释是：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43] 蔡定剑：《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宪法修改（提纲）》，载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政治》，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195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五四宪法关于公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规定。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31条。
[45] 对此可详见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64-69页。当下，为了解决政治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执政党要及时进行角色调整，要妥善处理政策与法律尤其是宪法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于是，人权立宪总是派生之物，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也总是政权斗争的道具和玩偶而已。对我国历部宪法文本的研究，可让我们拨开迷雾、深入了解权保障阙失之所在及其原因。
